(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八:李筠:为什么说“一带一路”绝不是新殖民主义?

中新社北京2月28日电 题:李筠:为什么说“一带一路”绝不是新殖民主义?

崛起的中国会走向何方?这个问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已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环。

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吗?为什么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新殖民主义?这些问题,大多可从历史和文化中找到答案。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筠,从中华文明基因中尝试解码“开放”元素。

李筠:其实中华文明一直是很开放的。从地理意义上看,必然是有“东西南北”才有“中”,所以中国的国名以及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字就假设了,我们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别人也向我们汇集。

地理概念之外,以“中”字作文化符号,也是把人性、把中华文明“如何看待人”都集成其中。比如《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另外,中国的文化根性里面埋着很多开放的意象。比如,孔子周游列国,他知道蛮夷的存在,告诉大家:“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即: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独自存在的。

2000多年前,开放的文化基因就被深深种到了中华文明根性当中。比如《论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向别人学习的这样一个开放态度。

孔子之后的文化先贤大都继承了这样的基因。比如《史记》以列传方式记述了朝鲜、大宛、东越等中原文化的周边世界。其后,《二十四史》涵盖了更广阔的世界。这说明,中国的正统史书,不是只写中原,而是将更广大的地域都纳入视野,并且作为传统留存下来。所以,开放性在中华文化根性上就是非常丰沛的。

中新社记者: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文明,有人说,中华文明是唯一能延续千年而不断的文明。您认为开放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筠:其实,未必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以什么衡量“不断”,人种、文化、地域还是历史?对于长达千年的文明而言,人种会更换,或和其他民族混血,很难保证谁纯而又纯。最重要的还是留存下文化的精华。

比如说,希腊人留下理性,罗马人留下了共和,虽然希腊城邦世界灭亡了,罗马共和也被帝制取代了,但这些人类的好东西都留存了下来。

有的文明看似消失了,但其精华已被另一个文明融合进去。在悠长的历史中,各种文明互相继承,互相交融,每一个文明的躯体都悦纳了别人的灵魂,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本身就汇集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的连续不单是自己的成就,也是开放包容,主动悦纳的结果。

李筠:粗略地讲,从周秦之变、汉唐之变和明清之变这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开放的中华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扩容升级的。

一变:最初中华文明只集中在所谓中原,但是到了秦统一,原来与中原文化异质的元素就融和进来了。

周代版图中,除中原外,东边齐国形成了海洋性的商贸文化,西边秦国形成尚武的风格,南边楚国带有巫术文化的特点。在周秦时,这些文化融会为一流,中国不再是一个文化单质,而是“化合物”了。

二变:这种开放和融汇到隋唐时期进一步扩容。匈奴、鲜卑、羯、氐、羌,全部汇入中华文明中,南北混居也达到了新高峰,和秦皇汉武“北拒匈奴”相比,格局已大不相同。

三变:到明清,地理上形成了现在人们熟悉的类似大公鸡的中国版图。除满蒙汉藏回,还有更多民族纳入其中,文化的这种“化合物”相比隋唐又再次扩容。

可见,每一个民族、每种所谓的异质因素,当我们开放悦纳,并且达成一种稳定互惠、共同认同时,中华文明就扩容升级了。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中华文明才变得宏富,变得雍容。

中新社记者:在现代的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丝绸之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您怎么样看待丝路跨越时空的传承?

李筠:古代的丝绸之路其实不能把它简单理解成单向的贸易。它是一个有贸易、政治、宗教、军事等各种内容的复合体。它不光是一条路,还是一个“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说明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气度去开创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华文明自强的必然结果。任何大国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走出去”。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走出去”的方式之一。

它既是寻找商机和伙伴的过程,更重要的也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重新打磨自我的进化过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绝不是新殖民主义?

李筠:中国的这种“走出去”不会是“殖民主义”。一方面,这与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无论是孔子的教诲还是中国历代帝国,从未有过以殖民主义方式占新地盘、掠夺资源。而且在近代,中国被人欺负过,了解这种痛苦,不会以这种方式再去欺负别人。

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是有某种“缺陷”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过殖民统治的经验和技法,既然不会,就使不出来。

殖民主义的游戏有它特定的规则和条件。首先,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并以常备军、官僚税收队伍以及一系列国家“硬机器”为主心骨。

第三,需要资本主义核心国、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地几方在生产环节上的扣合。

这些条件中国在近代时都不具备。所以一些错误甚至邪恶的东西,中国并没有沾染上。

中新社记者:中国曾经历过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开放的反面带来了哪些教训?中华文明是怎样吸取这一教训的?

李筠:按照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通常会想到闭关锁国带来的是经济规模的限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讲,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其规模成正比,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密,劳动力生产率越高,竞争力就越强。

如果画地为牢,自限规模,一国经济竞争力自然比一个开放系统差,迟早被超越。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封闭会造成心智闭塞,想象力和知识匮乏,导致目中无人、刚愎自用。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写过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已经输给英国人、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还问英吉利在哪,是个什么蛮夷?

所以,近代以来,在封闭受伤之后,层出不穷的仁人志士也在重新找回开放、多元、包容悦纳的状态。比如:魏源写《海国图志》就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

中新社记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中是否强化了开放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认知中的分量?

李筠:当然是的,这40多年来的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尺度的、最深刻的开放。

历史上很多开放是懵懂的、被动的,而改革开放这40年的开放是从一开始就是非常自觉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当中去理解、触碰、感知、拥抱开放。

经过40多年开放历程,“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是有中国的世界”,已成为一种共识。现在我们与世界同悲同欢,同频共振。比如:前年篮球运动员科比意外坠机死亡时,中国球迷觉得伤心;去年梅西离队,中国球迷也觉得愤怒。

所以,开放对中国人来讲,已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状态,并不需要在理论上刻画出什么高端的哲学或者政治学,它就是每一个人日常而不自知的状态。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作为一个以开放为文明基因的民族,这个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关上。(完)

李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西方史纲》《罗马史纲》《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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